台湾文学现状与走向

主讲：古远清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台湾文学，从无到有，从不准到准。在70年代中期以前，是没有台湾文学的，英国数字统计的台湾没有台湾文学，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没有台湾文学，为什么呢？因为是坚持一个中国的，进入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所有的街道名，什么武昌街，汉口街，广州街，重庆南路，全部是用大陆的命名的，蒋介石是推崇一个中国的，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允许以台湾开头，如台湾开头的杂志，他认为台湾开头的是搞台独，就像中国，只能叫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中国台湾文学，或者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文学，没有台湾文学，共产党坚持一个中国，主要是对台湾不了解，就这么一个态度，党的意识形态是对的，可是有些方面表现得很惊人的一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要搞解放台湾，那么台湾人就可以写书，台湾的书可以寄到我家里来，那么就有台湾文学了。1980年以后能解除戒严，凡是流向大陆的作品，凡是共产党作家的作品，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作品，是大陆非共产党作家的作品都是戒严的，这个道上都是共匪，他骂我们都是土匪，跟着共匪一起跑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郑愁予，他在60年代台湾大学里读书，偷偷看鲁迅的作品，让学校保卫处发现了，判了15年徒刑，可见台湾在戒严时期一点自由都没有，台湾本地作家的访谈，是国民党掌握着政权，国民党欺负我们台湾人要当家作主，我们台湾文学要压倒你们中华民国文学，我要取代你，所以他们说“我们台湾文学是正宗的，中国文学是外来的”，所以遍地都是台湾文学了，湖北工业大学也搞一个台湾文学的讲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没有中文系，但搞了一个台湾文学研究所，所以两岸人认为从没有台湾文学到有台湾文学是要一个过程的，当然两岸对台湾文学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为什么有台湾文学，那么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福建文学不能单独作为一门学科，搞一个讲座，它作为一门学科是不成立的，福建文学，湖北文学，四川文学，湖南文学，广东文学都不能写，而台湾文学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又能单独搞一个讲座？台湾文学是博士生的一个研究方向，台湾文学为什么能单独作为一个学科呢？那么就应用它的社会制度，它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文生态环境，它的地方特色，跟广东文学，湖北文学是不同的。第一，中国大陆文学分现代和当代，五四到四九年开始四九年十月一号到现在叫当代文学，台湾的当代文学就不是从四九年开始的，而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为什么是四五年开始的呢？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光复以后，日本统治台湾，台湾不能用中文写作，只能用日文写作，所以台湾的当代文学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四五年以后，就能用中文写作，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分起的就跟大陆不一样。第二，台湾文学可以单独起来，台湾大学里有日文写作的，外文写作的，而湖北文学，广东文学就没有外国文学，全部是用中文写作的，后面再讲，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搞皇民文化运动，作为日本天皇的良民都要讲日本话，所以这里台湾作家不能用中文写作，只能用日文，日文作品也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文学没有的。台湾被占领时出现一个皇民文学为天皇效忠，在中国沦陷的时候，也出现了汉奸文学。张爱玲是不是文化汉奸？张爱玲的丈夫是谁啊，胡兰成，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张爱玲的丈夫是一个大汉奸，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张爱玲是不是文化汉奸，她丈夫是汉奸不代表她本人是文化汉奸，她本人没写过一篇歌颂日本的作品，她本人写的都是爱情故事，没写过日本作品，中国大陆有汉奸文学，重庆文学就是汉奸文学，但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汉奸文学表现形式就是皇民文学，上海沦陷的时候，汉奸文学就不叫皇民文学。所以第二个特点，用日文写作是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区别之一。第三，台湾文学特殊的地方，就是台湾大部分作家不是中文系里毕业的而是外文系培养出来的，台湾外文系是作家出来最多的地方。大牌的作家，如余光中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叶华林、余叶华、刘少明、李欧凡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台湾大学写到50年代、60年代这一章的时候，简直成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录，一大半是外文系毕业的，那为什么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而外文系能培养出作家呢？大陆的作家大部分是中文系毕业的，刚才才讲了，戒严时期中文系不能讲五四以来的作品，”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个人不能讲，除鲁迅以外，其他几个在当时台湾都是大陆作家，初期时不敢讲。那么外文系就不同，外文系的视野很开阔。他们都看到在海外”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课堂上不能讲，那么偷偷跑到家里去听，听了以后就写。外文系学生的文学细胞比较丰富，中文系的作家就考正的搞古典文学的，所以三十年代的作家主要是外文系培养的。第四，到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陆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空白的。81年，八个样板戏。样板戏即那个英雄不是个女英雄；将军是个女将军，差不多都是写女的，都没有丈夫，都是寡妇。81年的八个样板戏，只有两个作家所讲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浩然。浩然的代表作叫《金光大道》，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叫文化革命什么不能看，我们的文坛领袖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讲。在大陆所有的作家都会写生，台湾都骂他是共匪作家。不准看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把作家30年代的文学性认为是蒋废作家，都是为蒋介石效劳的，都认为是蒋废作家，都把他否定掉了。当大陆没有小说、诗歌，没有文学评论的时候，台湾还在大写特写他的作品，台湾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文革时期的空白。第五，台湾文学是高度的商业化，极度的自由化，跟大陆不一样吧！大陆现在商业化，作家写稿一定要讲稿费，一定要赚钱，现代人写作就是要拿稿费的。再就是商业化远远没有达到三毛琼瑶的作品那个程度就是商业化的产物——赚钱。琼瑶就是写那种畸形的恋爱。只是一个泡沫，考虑的是西亚是商业化的产物，是极端的自由化的产物，台湾写东西是没有禁区的，大陆要写歌颂无产阶级。其他可以不歌颂，只要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同性恋的现象就很厉害。还有专门的名称叫同志的小说。台湾只有国民党领导才能称同志的，社会都称小姐，先生。所以台湾的同志小说是专门写同性恋的，大陆现在也有写同性恋的，但当时还没有写同性恋的，是台湾自由化的产物，像三级片一样，是不能拍的，台湾的文化生态是极端的自由化。我们大陆的文明是：下海经商。他就搞一个很大的电影赚钱，作家都不写东西去赚钱，台湾不是文人下海经商，而是无人下海经商，都参加各种党派，台湾解除戒严时开放党界，不能成立名主党，且新党。台湾有七十个党派，作家都是很激动的，各个都很积极跑去参加党派。李熬玩什么，玩女人玩政治。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他想新党去竞选总统，他起到了一种”搅屎棍”的作用，把陈水扁他们都搞臭。我现在竞选总统，你们的票不一定要投给我，适可而止就行了。我自己都不投我自己一票。投票时给我一点都行了。他在台湾玩政治、玩女人是高手。玩女人不是生活中玩，他是执意找李秀莲作搭档，作他的政治太太。他说我要竞选总统我要吹臭陈水扁，我找就找张惠妹，张惠妹是流行歌手，他是玩政治。陈应真这个作家不知道吧！海外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太太六十年代不知道在哪搞了很多毛主席像章，家里每个人戴一个毛主席像章，沦陷时，他很快就被抓去坐牢七八年，他坚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处宣传一国两制，一九九八年，中南财大邀请陈应真访问我校，他走的时候向我要一件礼物，他看到我家里收藏的毛主席塑像。他说这个能不能送给我，我太太不肯，因为这是我和太太结婚纪念物。我当家作主送给他，他还想要一件礼物，还要一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运动衫。我说可以，肯定送你一套，后来我发现他们去不同的学校都要一套运动衫，说不定到湖北工业大学来也会要一套湖北工业大学的运动衫。那为什么到北京大学要一套，到清华大学要一套运动衫。台湾搞了一个“我是台湾人”的大游行。前年搞台独，陈水扁搞政治，他们领导一帮人搞一个反对中国的大游行。他叫他太太穿着中南财大的运动衫，叫他的弟弟穿着北京大学的运动衫，叫他的小舅舅穿着清华大学的运动衫，所以不平的时候他们会说外面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搞台独的。陈应真是台湾劳动党的领袖，他是小说家，所以这一点就可以单独讲台湾文学了，就可以搞一个讲座。如果没有这一点我讲什么呢，但是台湾文学起文的特点就是跟大陆不一样，但总的来说，他是用中文写的，大陆文学是他的母体。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吃的都是米饭，用的都是筷子，过去中秋写的都是中文。再不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这些特点就可以单独的来谈它。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台湾文学。现在大陆讲台湾文学，台湾讲台湾文学，我们讲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简单的讲在台湾本土上生成的文学，那么台湾本土的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台湾人用台湾话写的台湾事情就叫台湾文学。只有台湾本地人写的叫台湾文学，是用台湾话写的才叫台湾文学。台湾话就是闽南话，第二就是客家话。如果用台湾话写，用闽南话写我就看不懂了。第三写台湾诗：台湾文学就不能写民国，就不能写大陆，那么国民党主张一个中国的人所指的台湾文学跟我们的就不一样。他们指的台湾文学特指中华民国在台湾时的文学，所以以后，台湾有个成功大学，有个教授想编个台湾文学词典，想要征集词条，要搞一个小传的著作，有一个教授他说我不是台湾作家，我是堂堂的中国作家，你把我搞成台湾作家是把我矮化了，我很高大，现在把我矮化了，我坚决不作台湾作家。其实他承认自己是中国作家。什么是台湾人，台湾有两种意见，是台湾人，用台湾话，用台湾的事做，那么国民党时期在台湾的就是台湾人。我们讲的台湾是中性的，在台湾是含有政治含义的，台湾文学是台湾共和国的文学，那么台湾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台独。第三个什么是台湾文学。第四，台湾文学的分动。台湾文学当代文学分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49年国民党分开大陆，是个过渡期。有些作家用日文写作，根本不会用中文写作。这个时候要用中文写作，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国民党派兵大陆时带来了一大批作家，大陆大部分人没有到台湾去，所以这个时期是空白期。49年到59年10年中，20世纪50年代是反共怀乡时期，当时国民党号召大家写反共抗俄的作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共小说、反共辩论、反共漫画都在丑化共产党，不真实。当时国民党兵攻打大陆，余光中是非常想念家乡（余光中的诗）反共怀乡的时期，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作家是军中作家、部队作家，军中作家是反共到底的，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跟共产党打仗的，思想僵化得很。总是骂我们是共匪，我们早就不骂他们是蒋匪。80年代的时候，大陆派了第一支代表团去访问台北：一个军中作家在欢迎大会上说欢迎共匪作家到我们台北来，结果哄堂大笑。已经是顺口溜，一溜就溜出来了，他自己也感到可笑。你说这个军中作家思想是不是很僵化。有个叫蒋雄的作家，贵州人，70多岁。我在我的一部书《台湾当代文学批评史》中批评他，他说姚文元，姚文元知道吧，四人帮之一。他说姚文元主持1957年的反文化运动，反文化运动是谁主持的，是邓小平主持的，姚文元是文化革命时期上的，姚文元是60年代才起家的，这不是一个笑话吗？我就批评他，他就到台湾去，他在报纸帮我登了一个广告：远清教授明天在中国文学家协会做演讲，希望大家参加，他半夜打电话到我宾馆里来，他说，古教授你们明天要演讲，我作你的听众，我决不扰乱。我听了好感动。他最后又跑到我宾馆里来又询问，他说古先生呀，我研究大陆文学，我知道姚文元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既然知道姚文元。他说他是部队作家，部队是不准文学作品的，是封闭的。纪律是非常森严的，他说有一次偷偷地看《左传》，但是我喜欢偷听大陆广播，我也看《左传》，我的长官训斥我，你是炸毁大桥的反共英雄，怎么可以看《左传》，《左传》是共产党的替身，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部队作家是非常封闭的，现代主义西方现代派是西方的泥石流，正中下怀，现代派比较苦恼、头痛、没落、跳楼、自杀。正好他很苦恼，反共大陆成了一个神话，现代主义出现很多畸形的东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他写一本书叫《逆子》写同性恋，写得这么像。没落时期，自杀、跳楼、同性恋的作品很多。70年代，乡土文化时期，反共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共产党是那么强大。乡土文化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就是陈应真、王拓。本地作品不叫台独文学，叫台湾文学。第四个时期是80年代到90年代，就是解除戒严，不搞军事管治了，反共的口号也不喊了，可以成立多种政党。国民党时期有两个禁区是不能破的，一是不能宣传共产主义，二是不能宣传台独，宣传台独就要坐牢。解除戒严时以后，这两个禁区就破了，可以宣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我到台湾去以后，在台湾机场看到一个大标语宣传台湾共产党，我看了好奇怪，我问了台湾朋友，台湾国民党不怕共产党怕的是民政党、新党，而共产党只有三五个人。老头子手无寸铁谁怕他，所以没有理他。真正要搞台湾共产党的陈应真是搞社会经济的，主张一国两制的他是老共产党。共产党太敏感，他叫台湾党中党。前几年有几个报告说用吉普车挂了五星红旗，四个人都带着标语：一国两制就是好。从台北一直跑到台东、台南。一个军队的检查一看，这四个人都是台湾户口。在台湾大游行，有一个老太太高呼：胡锦涛万岁。台湾过去共产党不能宣传否则就有坐牢的危险。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台湾最大的报纸叫《中国时报》登了一则广告，隆重推出《毛泽东选集实践本》，谁要买《毛泽东选集实践本》奉送《主席语录》一本。读者纷纷打电话说：我们只要《毛主席语录》一本，不要《毛泽东选集实践本》。过去不能谈鲁迅，看鲁迅的要判15年徒刑。解除戒严后，《鲁迅全集》的书有各种版本出版。解除戒严以后，共产主义可以进了，台独也可以进了。李登辉就是搞台独的吗？国民党现在理论上还是一个主张一个中国的。他现在也扛着一个中国的牌子，一个中国是叫中华民国，不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打着一个中国的旗号。尽管李登辉搞台独，但作家有两个派别，统派和独派。统派又分左统和右统，那么李敖是中国作家，主张一国两制的是左统，陈应真主张解放台湾的是左统；那么余光中这种商民主义赞成统一的是右统。独派又分为隐型台独和显型台独，所谓隐型台独和隐型台独，隐型是暗中的，显型是赤裸上阵的。隐型是要快的，显型是要慢慢上来的，不能快的。台湾马上就会统一的，作家队伍也是这样的。台湾一个作家告诉我，我家里有四个党，我老婆是国民党，我大儿子是新党，我的小儿子是民政党，我的孙子是建国党，所以作家队伍空乏。

现在我就讲到台湾的走向，台湾文学的最后一个时期是80年代90年代众生喧哗的时期，多元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文学的特点，大陆文学是大气磅礴，台湾文学是小巧玲珑。新，短，薄，三毛写得很好，她写的都是咖啡厅，客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场景。

那么台湾如果与大陆进行文学团体赛的话，哪个成绩高些？当然我站在大陆那边，我说大陆水平高一些，团体赛大陆是冠军。大陆还找不到琼瑶三毛这样的作家。武汉有个池莉，池莉也很红，但没有达到琼瑶三毛这个程度。李敖也是单打冠军。他的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光是一大文作家，文作老家。这样的作家大陆是找不到的，台湾写的最好的是李敖，他说：“第一个写的最好的是我李敖，第二个写的最好的是我李敖，第三个写的最好的还是我李敖。”大陆还没有狂妄到这种程度吧。李敖是单打冠军，余光中是不是单打冠军呢？我们都知道他的《乡愁》。新诗是不能背的，但是余光中的《乡愁》大家都会背：“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长大了/乡愁是一枚折叠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子在那头/后来呢/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母亲在里头，我在外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你看新诗和象征爱情的诗你能背吗？那很难背。我刚才问些同学读过他的散文，他的散文甚至比诗还好，他写的《催铃》，写的是电话，他挖苦电话，嘲笑电话。你看我家当时有一台大电话，我在厕所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急急忙忙提着裤子，跑到客厅里接电话，电话限时要答复，他问什么我要答什么，他说电话是懒惰的人拜访，有空写信多好，你跟我谈恋爱，那是一个优美的信件，亲爱的“我特想念你”那写的多好，那个词多美我可天天拿到寝室看，可是在电话里声音就罗哩罗嗦，不知道说些什么，所以，不要发明电话，大家都写情书多好，多了欣赏。最后是愚人接，他余光中没有电话，他说没办法活着，他故意说些废话，又幽默了一下。还有我的诗歌假想集，余光中有四个女儿，余光中他说：”我家里有四个女儿，加我太太，5个女人，我一个男人，我成了女生宿舍管理员，我接电话经常接到4个女儿中的男朋友的电话，我4个女儿在香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四个女生都说说广东话说粤语的小伙子温柔大方，广东部队向我已经接近，他们每次打电话就好像炮弹在扫我的耳朵，当广东小伙子跑到我的客厅里来，和我的女孩交换情书的时候，两个人好像在交换秘密文件，用战争来写情侣，用最硬的东西写最柔软的东西，用炮火烈烈写最温柔的，这是余光中的特点。”余光中的散文甚至比诗写得还要好，两个文体都这么绝妙，这样的作家在大陆找不到吧。余秋雨的散文很好吧，他有新诗《诺》。艾青，他的散文名篇你记得到吗？未知数。贾平凹，散文很好，新诗是什么，不知道。像余光中的散文和新诗同样写得最好。散文和新诗是不同文体，我称赞你，你的散文写得像诗一样好，是表扬你吧。如果我说，你的诗写得像散文一样好，那么就是挖苦他了。我在中南财大教书，有个学生敲我的门，向我请教个问题。当这个学生说：“面对长江，面对蓝天，把门打开。”这是诗，还是散文？这就是诗？“面对长江，面对蓝天，把门打开。”是吗？天问吗！屈原是不是有一个《天问》？诗是空明的，空明的门，天怎么打开。诗歌是情人的话，那么散文就妻子，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余光中同样能驾御的这么妙，这在大陆还做不到。贾平凹，没有新诗流传下来，余秋雨，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写过新诗，艾青，也有出过散文，但是没有诗，余光中８０年代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了四年，当的是中文系主任，他可以用外文讲课，可用外文写论文。那么现在大陆既可以当中文系主任，又可以当外文系主任的找得到第二人吗？找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我的朋友，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我也认得，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当外文系主任，恐怕他也会叫苦，当不了。因为大陆唯一可以当外文系主任的是谁呀？钱钟书。可是钱钟书已经作古了，钱钟书已经仙逝了，成了古人。那大陆第二个对手余光中当之无愧。台湾文学中，也有很多耐读不朽的作品，刚才讲到台湾作家队伍分化中突出的两派，分为“左流”“右流”“隐型台独”“显型台独”作家队伍进行分化，连大学教育也已成了台独市场，在渗透，中央电视台－4台有个频道叫海峡两岸，11月1号，我去中央电视台当主讲嘉宾，是讲关于台湾大学搞台湾文学系的问题，大陆大学和台湾大学过去都只有外文系和中文系，现在突然跑出一个台湾文学系。中国有中国语言文学系，搞了外国语言文学，怎么还跑出了台湾文学系，你过去不承认台湾文学，现在搞本土化，重视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文学，成立一个台湾文学专业是可以的，在中文系下面改一个台湾文学研究专业是非常好的。可是单独搞一个台湾文学系，与中国语言文学系并驾齐驱，平列，是不是文学上的一个两国论？与中文系平行，那就是两国论的一个反映。中国文学是外来文学，国民党是外来政权，那么将来中文系会跟外文系合并．中国文学是外国文学，这是狼＋野心，所以中央电视台就请我去讲台湾各个大学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文学系，成立台湾文学系的动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你首先要对台湾文学史做调查，台湾搞文学本土化，没有写过一本台湾文学的调查，它的调查大部分都是大陆去的写的，包括评分，那么北京还有一个姓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基堂教授，他当时写的比我的多得多，他叫“北石”，我中南财经政法的叫“南古”“南北二古”的著作他们认为在台湾很有影响，所以他们开了一个“炮轰南北二古的研讨会”把我们两个人骂了一通，他们说：“南北二古代表了大陆的主流台湾文学研究，南北二古，思想僵化，意将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同化，宣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八古，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他们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就是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这是文学上的‘两国论’所以本土化，作家队伍分化，高等教育分化，搞了一个什么的研讨会，批判我们大陆文学。余秋雨把我告上法庭，我本来是学术界不知道的，现在你们不搞文学的也知道了我的名字，有这么一个好处。他为了本土化，一切本土，台湾有个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都是大陆搬过去，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与大陆紧密相干。台湾清华大学的台读分子，为了搞本土化，说我们清华大学侵权。我们大陆纸币上是毛主席的头像，台湾的台币是蒋介石的头像，李登辉发行了新台币，把蒋介石的头像去掉。他把蒋介石头像看成是一个中国的象征，他要去掉，所以台湾现在的作家都已分化，教育分化。这个台独势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台湾文学有没有颓变为台独文学，有这个危险可能，中文系会变为外文系是有这个可能的，那么每年要总统大选，民进会不会继续执政，有这个可能，民进党派的前几年是2002年为什么会是低票当选，而不是高票当选，为什么当时民进党会当选呢？国民党统治了这么久。一百多年的政党，为什么会硅谷呢？政权丢掉了。台北市变为沦陷区，今年，国民党腐败，搞黑金政治，后来搞竞选投资，专门揭对方的疮疤，他们说的国民党是个烂苹果，亲民党是个有虫的苹果。民进党是个生苹果。青苹果，没有吃过，吃起来味道不怎么好，但是它没有虫，也没有烂，烂苹果早已到垃圾桶里去了。有虫的苹果，我不要，那么大家尝尝青苹果吧！所以民进党就新鲜，披着新鲜的外衣，绿色的外衣，三个苹果选一种，大家当然试试生苹果，不选烂苹果，有虫的苹果，所以，台湾文学的迹象是接近政治的，文学是不可以政治的，台湾能不能统一，什么时候统一，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人心所向要统一的，我现在讲一个作家，70多岁，我与他参加过一场论战。批判过我的书，我也反批判他，那么形成对头，每次到台湾去，第一次台湾作家都希望我们两个人握手言和，当他知道这个会议有古远请，就说他家里有急事，不能来啦。第二次台湾有个聚会，既安排他参加，又安排我参加，听到古远请来了，他说他孙子病了，要抱孙子。第三次，他就知道我不来了，中央日报，国民党搞一个两岸作家台北对话文友会，向明来了，结果呢？大陆作家生在这一排，台湾作家坐在那一排，中间是空白，是一湾线上的海峡，明暗的一个牌子，这边写一个牌子“古远请”，对方写一个牌子“向明”，旁边是余光中，当我跟余光中打招呼的时候，余光中对我发出友好的微笑，我跟??面对的时候，他面无表情，非常尴尬。后来他过下去，台湾同胞，今晚历史时态不同。两岸文学交流产生了许多隔阂，过去闹了很多笑话。有个台湾70多岁的老同志叫雪漫，很娇艳的名字。中山大学广东一位教授，他没有见过尹雪漫，他也不知道尹雪漫，他编词典记到：尹雪漫，你男人，把一个老头子当女作家。台湾就嘲笑我们，我就对他们讲：你们不要嘲笑我们，你们自己也犯了很多毛病，我们大陆作家第一次要去访问台湾，邀请张恨水，张恨水60年代就死掉了，文化革命死掉了，他邀请张恨水访台，所以我就说两岸文学交流彼此隔得太久，闹了很多笑话，我方是男女不分，彼此是生死不明啊！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发高烧，国民党骂共产党穷得一条裤子穿二十年是发低烧，我们两家都有隔阂，都有不了解的地方，应该坐下来谈一谈。所以后来我跟？？成了好朋友，我跟？？开完会后，最后一起吃饭，一起照相，旁边的朋友都是我和向明的共同朋友，希望我们两个化解矛盾，朋友告向明说：“古远请来了，这次是不是你们两个照个相？”向明开玩笑说：“仇人眼见，分外眼红。”旁边的人说：“不要紧，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跟向明要分手告别的时候，我问他：“你是不是湖南人。你的儿子是台湾出生的是所谓新台湾人，你儿子誉表时，誉国籍不誉中国誉台湾，你打了他一耳光，儿子反驳说：“老爸，选籍，你要我有自由。”“有没有这回事？你儿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台湾人，你打了他一耳光，有没有这回事？”“什么事，绝对没有这个事，这是你们作家想得太丰富了，我向明是大陆湖南人，我儿子当然是大陆湖南人，我是一个中国的作家。”我听了好感动。我说：“向你致敬，向你歌唱，我们成了好朋友，所以只要有余光中，陈庄真，向明这些作家的存在，台湾文学的走向是不可能演变成台独文学的，台湾文学随着祖国的统一，成为中国文学很有特色的一部分，是一个奇异芬芳的文学，将来就算是统一了，它还是单独成为一种国际文学，它的前途在哪儿，取决于政治，它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全部解化为台独文学，这就是台湾文学的走向。

下面我讲讲和余秋雨打官司的事。我和余秋雨先生打了一场震动中外的文坛官司，国内外多家媒体都对此事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研究中外文学的时候发现余秋雨是在文革中写大批判文章起家的，于是我写了5篇问题涉及到此事。此中在《南方文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用到“狡猾”来形容他。余秋雨就认为这是在诽谤他，同时他还说自己1969年没有在上海参加革命大批评组（我的文章中错把1968打成1969）去年，余秋雨就此事将我告上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余秋雨亲自出庭了，我们在法庭上辩论了三个多小时，主要的就是三个问题：一、“狡猾”是不是贬义词，够不够成诽谤；二、1969年余秋雨已下乡劳动去了，不可能参加上海革命大批评组；三讨论“自闭”这个词怎么理解。在法庭上我们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通过法官的调解，余秋雨最终同意和解。因为我从事实上证明了自己的文章只是出于文学研究，而不是人身攻击，余秋雨不可能胜诉。但出于自己风度的体现，我还是就自己把1968年误打成1969，对余秋雨表示了歉意。因为法庭上不准旁听，更不准记者采访，所以许多媒体在门口等者，事后报道了此事。

其实，我还要感谢余秋雨。他丰富了我的人生，增长了我的见识，还让我学了许多法律知识。对于他最终同意和解，我也很感动，因为他曾经多次许诺绝对不会和解，绝对要赢这场官司，同时他也使我们新合并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誉满全球。